《明史》是二十四史中的最后一部，共三百三十二卷，包括本纪二十四卷，志七十五卷，列传二百二十卷，表十三卷。它是一部纪传体断代史，记载了自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至明思宗朱由检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二百七十六年的历史。

内容简介

清朝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设立明史馆，编纂《明史》，因国家初创，诸事丛杂，未能全面开展。

在二十四史中，《明史》以编纂得体、材料翔实、叙事稳妥、行文简洁为史家所称道，是一部水平较高的史书。这反映出编者对史料的考订、史料的运用、对史事的贯通、对语言的驾驭能力都达到较高的水平。 

其卷数在二十四史中仅次于《宋史》，其编纂时间之久、用力之勤、记述之完善则是大大超过了以前诸史。《明史》虽有一些曲笔隐讳之处，但仍得到后世史家广泛的好评。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31中说：“近代诸史自欧阳公《五代史》外，《辽史》简略，《宋史》繁芜，《元史》草率，惟《金史》行文雅洁，叙事简括，稍为可观，然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

编修背景

清兵入关后，顺治二年（1645年）四月癸亥（十一日），御史赵继鼎奏请编纂《明史》（注：赵继鼎奏请编纂《明史》的记载，见于《清世祖实录》卷15，何冠彪《顺治朝〈明史〉编纂考》一文首揭此事。但清廷何时决议编纂，尚无确切史料证实。）

清代官书中亦不见有关编纂《明史》的诏令，《清世祖实录》中仅见几位总裁于顺治二年（1645年）五月癸未的上奏，其中言，“臣等钦奉圣谕，总裁《明史》”，并提出副总裁及编纂人员名单。这种“钦奉圣谕”，很可能仅是早朝时的口头指示而已。以往论著称顺治二年五月“诏修《明史》”，表述确实有所不当，准确言之为：顺治二年五月，清廷组成《明史》的编纂人员。得到了清朝廷的认可。其后，大学士冯铨、李建泰、范文程、刚林、祁充格为总裁，操办此事。是年五月，由总裁提名副总裁和编纂官，并设收掌官七员，满字誊录十员，汉字誊录三十六员， 揭开了清朝官方编纂《明史》的序幕。

康熙四年（1665年），重开明史馆，因编纂《清世祖实录》而停止。康熙十八年（1679年），以徐元文为监修，开始编纂明史。于乾隆四年（1739年）最后定稿，进呈刊刻。《明史》是中国历史上官修史书中编纂时间最长的一部。如果从清顺治二年（1645年）开设明史馆起，到乾隆四年（1739年）正式由史官向皇帝进呈，前后历时九十四年。假如从康熙十八年（1679年）正式组织班子编纂编写起至呈稿止，为时也有整整六十年之久。

编修过程

第一阶段

主要是当时政治上不稳定的原因。《明史》的正式开馆修纂始于清顺治二年五月初二（1645年5月26日）。据清朝顺治实录记载，当日以修《明史》总裁官内三院大学士冯铨、洪承畴、李建泰、范文程、刚林、祁充格等奏请，正式设置副总裁官，以学士、侍读学士詹霸等十一人充任，并且选定编纂、收掌、誊录官。

此时正值清兵入关之初，清朝立足未稳便急于诏修《明史》，其目的是显而易见的。一是以此宣告明朝已亡，而当时南京的弘光朝廷正与清朝南北对抗，修《明史》便是不再承认弘光的南明政权存在。二是以此笼络明朝遗臣，通过编纂《明史》，使那些降清的明朝汉族官员有一种情感上的寄托。

从当时的形势来看，开馆修史的条件是根本不具备的。虽然到五月十五日（6月8 日）清军攻入南京，南明弘光朝廷灭亡，五月二十八日（6月21日）清廷宣布“平定江南捷音”，但是实际上清军在江南遭到了军民的坚决抵抗，尤其是清廷公布“剃发令”后，更激起江南百姓的抵制。其中著名的战斗有阎应元领导的江阴保卫战，固守孤城达两月之久。

南明弘光政权覆灭后，明臣黄道周、郑芝龙等奉唐王朱聿键于福州建立了隆武政权；与此同时，张国维、张煌言等奉鲁王朱以海于绍兴监国（鲁王监国）；李自成农民起义军余部也与明总督何腾蛟结合抗清。到顺治三年（1646年），明臣苏观生等奉朱聿鐭在广州建立了绍武政权，丁魁楚、瞿式耜等又拥立桂王朱由榔建立了永历政权。顺治六年（1649年），张献忠农民军余部在孙可望、李定国率领下，与南明永历政权结合，成为抗清主力之一。

在清军占据的北方各地，与南方抗清形势呼应，山东、山西、陕西、甘肃义师纷起，一些降清明朝将领也先后举旗抗清，在全国范围内，几次掀起抗清高潮。例如顺治九年（1652年）李定国率军收复宝庆、全州、桂林的战役，迫使清定南王孔有德自杀。顺治十年至十一年，明鲁王部下张名振、张煌言等率舟师攻入长江，直抵南京近郊；郑成功亦率水军攻克舟山。这样的抗清斗争，直到清康熙初年，南明永历帝被吴三桂所杀，郑成功、李定国先后去世，始告一段落。而与此同时，一些急于做官出仕的汉人知识分子如魏象枢、汤斌等人则急不可耐地参加了清廷所组织的科举考试，率先应试取中，从此大开了汉人高级知识分子参幕清廷的先例。

在这样战火纷飞、政局未定的情况之下，要集中大量人力物力开馆修史，是根本不可能的。

清康熙八年（1669年），康熙皇帝拘禁权臣鳌拜，开始亲政。然而此时政局又有新的变化。康熙十二年（1673年），由于平南王尚可喜、平西王吴三桂和靖南王耿精忠撤藩而引发了“三藩之乱”，从此，又开始了长达八年之久的战乱。直到康熙二十年（1681年）十月，吴三桂之孙吴世璠自杀。“三藩之乱”期间，清廷集中全力平叛，仍然无暇顾及《明史》的修纂，因此，当时朝廷在顺治二年（1645年）所下编纂《明史》的诏令，实际只是一纸空文，它的政策作用远远超出了它修史的作用。

《明史》编纂第一阶段无绩可言的另一方面原因，是史料的缺乏和人力的不足。当时不仅没有力量整理明朝的邸抄和档案，而且在征求图书时，献书者也极少，就连最基本的史料明代历朝实录也不完整，天启朝实录缺少七年以后部分，崇祯朝因亡国而无实录。如此种种，也限制了《明史》编纂工作的进展。

第二阶段

直到“三藩之乱”基本平定之后，清廷才有力量集中人力物力正式动手编纂《明史》，其间已历时三十五年之久。真正动手修史，是康熙十八年以后的事。康熙十七年（1678年）诏征博学鸿儒，次年三月，试博学鸿儒一百四十三人于体仁阁，取一等二十人，二等三十二人，命编纂《明史》，从这时候起，正式动手编纂《明史》的第二阶段即告开始。

康熙年间编纂《明史》者，可谓人才济济。有当时的著名文学家朱彝尊、尤侗和毛奇龄等人。但出力最多的是清初著名史学家万斯同。

这里，应当提一提中国史学史的一段公案。原来，明清之际，有一些明朝遗臣和反清志士十分重视明史的研究。杰出思想家黄宗羲曾编《明文海》四百多卷，并著有《明史案》二百四十卷；顾炎武也辑存有关明朝史料一两千卷。清朝统治者入关后，为笼络明朝遗臣、社会名流，曾有意开博学鸿词科。虽然有睢州人汤斌等汉人积极参与，但黄、顾等人仍然秉持文人的骨气坚持不肯与清廷合作，但为着保存明朝真实史迹的目的，仍派出了得力助手参与明史的编纂。黄宗羲的得意弟子万斯同，便是当时被委派参加《明史》的编撰人之一，万斯同是一位出色的史学家。黄宗羲的儿子黄百家、顾炎武的外甥徐元文，也都参与其事。这样，就相应地保证了《明史》的质量。

清初著名学者钱大昕曾评论万斯同：“专意古学，博通诸史”，熟于明朝掌故，对自洪武至天启的“实录”，皆“能暗诵”，了如指掌。他先后编写和审定两种《明史稿》，各有三百和四百多卷。因此，可以说，《明史》的初稿，在万斯同时代已基本上完成了。万斯同死后，先后三次任《明史》总编的王鸿绪，把万氏的《明史稿》进行了改编，于康熙末年和雍正初年两次向皇帝进呈，这便是王氏《明史稿》本。史学家对此大加赞赏。

第三阶段

到雍正元年（1723年）正因为康熙十八年（1679年）博学鸿儒科及其编纂《明史》只是康熙皇帝的一种政治手段，所以其结果也必然会时重时轻，迁延时日，前后用了将近五十年时间，直到康熙皇帝病逝，雍正元年（1723年）仍然未能完成这部官修的前朝史。但是，这时的情况与顺治二年（1645年）下诏初修时已经大不相同。除了政局稳定，经济也逐渐恢复，到康熙后期更出现了繁荣盛世，这些都为《明史》的编纂工作提供了良好条件，无论从人力物力还是资料的征集方面，都是前所未有的。因此，这近五十年时间，虽然未能完成《明史》的编纂，但却是《明史》成书的关键阶段。我们所见《明史》之雏形便是在此时形成的。到雍正元年（1723年）为止，先后完成了四部《明史》的稿本。一种是万斯同审定的三百十三卷本，另一种是他审定的四百十六卷本，这两种稿本都被称作万氏《明史稿》。此外还有王鸿绪于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进呈的《明史（列传部分）》二百零五卷本，这实际上是在万氏《明史稿》基础上删削编纂而成的。到雍正元年（1723年）六月，王鸿绪又一次进呈《明史稿》，包括纪、志、表、传，共计三百十卷，这便是王氏《明史稿》，即后来刊刻的所谓《横云山人明史稿》。至乾隆四年（1739年），清政府又第三次组织人手修改明史稿，这才形成定稿的《明史》。因为这次修书总裁为张廷玉，因此通行的《明史》题为张廷玉等撰，张廷玉也是唯一在在清朝中配享太庙的汉人。

经过三次编纂，费时几十年。《明史》的确有不少长处。首先，它体例严谨，叙事清晰，文字简明，编排得当。史评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曾将辽宋、金、元诸史和《明史》作了比较，认为“未有如《明史》之编纂完善者”。其次，《明史》的史料较为丰富。当时可资的第一手史料很多，除一套完整的明朝各帝“实录”（即《明实录》）而外，尚有邸报、方志、文集和大量私家史乘。朱彝尊修史时《上总裁第二书》中说，仅各地的方志藏于国家图书馆者，即达三千余册之多。此外，如明人王世贞著述的《锦衣志》、《中官考》等，都对明朝特务统治和宦官之弊有系统地作了介绍。这些，都使明史的修撰者们较之各朝修官史者，有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第三，《明史》有些地方持论公允，也能秉直书写。如熊廷弼的功罪问题的记载，都很有参考价值。第四，《明史》在体例上有新的创造，在列传中专列了“阉党”、“流贼”和“土司”三目。宦官专政为明朝一代历史的重大问题，《阉党传》记载了王振、刘瑾、魏忠贤等宦官党羽祸国殃民的罪行。

《明史》编纂的作者们对李自成、张献忠等义军头领立传时称为“流贼”，完全是当时社会执政者的视角记载，也为统治者总结了经验：“至于亡明，剿抚之失，足为炯鉴。”但客观上为后人保存了明末农民战争的某些可靠史料。《土司传》专写西南少数民族的情况，分湖广、四川、云南、贵州、广西五个土司传。这些传，保存了大量这一带少数民族的重要资料。国内少数民族的历史，大半可以追溯到明朝初年。

历史评价

总评

《明史》成于众人之手，编纂时间过长，被魏源批评其列传繁冗，认为“可删去十分之三”，而且指出“食货、兵政诸志随文钞录，全不贯串”，并否定此书出自万斯同之手。

就此而论，值得在这里指出，清代文字狱中禁止的大多数作品一直被保存下来，而大多数遗失的作品不在被禁之列。这可能是在许多国家看到的现象的又一种说明。一本被列入禁书名单的书，被认为有特殊价值，从而被小心地保存下来。禁令实际上是最有效的广告形式。”

《剑桥中国史》评价道：“在二十四史中，《明史》被列为编纂得最仔细因而也是最可靠的史书之一。正史编纂者可以得到的许多资料如今已不复存在。另一方面也很明显，正史对明朝历史所作的解释，是根据清朝政府官方的新儒学正统观念。在这方面某种偏见是可以预料的。凡是涉及晚明时期明帝国与满洲和蒙古的关系的题目，其论述必然是偏颇的。不过，作为一种资料，这部官修史书最严重的不利在于，在很大程度上代替它的明代原始资料，尽管有所遗失，许多仍然存在。

历代评价

赵翼：近代诸史自欧阳公《五代史》外……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廿二史札记》）

白寿彝：①《明史》是一部史料价值较高的正史。②《明史》修纂日久，又有前诸史修纂之经验，成为二十四史中较好的一部，尤其是隋、唐以后诸史中，更为突出。（《中国通史》）

余秋雨：《明史》后来成为整个二十四史中写得编纂较好的一部，这是我们要承认的事实。（《山居笔记：一个王朝的背影》）

刘庭华：《明史》编纂体例严谨，首尾连贯，材料翔实，文笔简洁，舛误很少，是自清代以来史家公认的一部质量上乘的史著。相反，《元史》的编修，由于迫于朱元璋政治需要的压力，历时11个月共331天，31人参加，组织领导工作紧迫、匆忙、粗乱，近180万字的巨著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草成，根本没有时间来核对史料的真伪和问题的分析比较。确切地说，《元史》是史官们迫于政治压力抄撮而成的。因此，《元史》的舛误甚多，内容前后重复、互相矛盾的地方随处可见。（《中国历史是干部的教科书》）

孟昭信：后人认为《明史》编纂虽然仍有某些不足之处，但确实是五代以来所修各史中最好的一部。（《康熙评传》）

失误之处

《明史》有《哈烈》、《黑娄》二传，事实上都是指阿富汗西部重镇赫拉特（Herat），这个失误是受了哈烈、黑娄在《明实录》中并存的影响，又将统治者沙哈鲁当作地名。

《明史》这本书对部分的皇帝都进行了粉饰，比如世宗朱厚熜在位中后期，迷信方士、尊崇道教、好长生不老之术、宠信奸臣严嵩，边事废弛、倭患加重、海禁厉行，《明史》却评价世宗为“中材之主”，对以上的事情很少提起；光宗朱常洛仅在位一个月左右，被评价为“潜德久彰，海内属望”，这确实夸大了光宗；

《明史》卷二六五《施邦曜传》记海盗刘香的下场为“就擒”，卷260《熊文灿传》又记其“势蹙，自焚溺死”。曹甫之被杀，《洪钟传》记其为廖麻子所杀，《林俊传》则记其为指挥李荫所擒杀。《食货志》说正德时有皇庄三百余处，今查《明经世文编》夏言的奏疏，很明显是三十余处之误。《明史·谢肇淛传》中讲谢肇淛是万历三十年的进士，事实是万历二十年，万历三十年并没有科举考试。《卓敬传》记姚广孝与卓敬有隙，广孝进言劝成祖杀之，无其事。

《明史》称郑成功将鲁王朱以海沉入海中杀死，事实上郑成功去世乃先于鲁王朱以海。鲁王朱以海死后，其世子朱弘桓渡台湾，得到郑经的庇护，直至明郑覆亡。

近代学者论《明史》之编修过程，往往对王鸿绪持有剽窃之成见，侯仁之则认为“两百年来王氏所蒙诬妄，从此可以释然矣。”曾参与《明史》编修的汪由敦（1692-1758）则说：“王本列传，聚数十辈之精华，费数十年之心力，后来何能追躅万一，若存诋诽之见，非愚则妄。”，杨椿认为“王鸿绪史稿”乃攘窃徐元文之作，史实舛漏百出，“盖是非毁誉尚不足凭，不特纪志表传自为异同已也。”

《明史》出现过一些小错误，比如明穆宗的名字，据何乔远《名山藏》记载，穆宗名叫“载坖”，而“朱载垕”在当时另有其人，为齐东王；《明史》记载明宪宗的即位年龄也是错误的，《明宪宗实录》记载：圣慈仁寿太皇太皇太后于丁卯十一月二日生（即正统十二年（1447年）），即位时已经19岁了，而非16岁；伪宋政权的徽王，《明史》作“汪直”，而实录等史书更多记作“王直”；张献忠传称张献忠将卒以杀人多少叙功次，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然而有明一朝巅峰人口也不足2万万，中国人口第一次达到4万万是在清末，6万万是在新中国建国后；倪元璐传在结尾称“本朝（清朝）谥文正”，而据清朝世祖实录记载，倪元璐在清朝应谥“文贞”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