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是司马光奉宋英宗和宋神宗之命编撰的一部编年体通史。由司马光本人担任主编，在刘攽、刘恕和范祖禹的协助下，历时19年而编撰完成。宋神宗认为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遂赐名《资治通鉴》。

全书分为294卷，约三百多万字，记事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截止到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按照时间顺序记载了共16朝1362年的历史。《资治通鉴》中引用的史料极为丰富，除了十七史之外，还有各种杂史、私人撰述等。据《四库提要》记载，《资治通鉴》引用前人著作322 种，可见其取材广泛，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与司马迁的《史记》并列为中国史学的不朽巨著。《资治通鉴》自成书以来，一直受到历代帝王将相、文人墨客的追捧，点评批注它的人数不胜数。《资治通鉴》保存了很多现在已经看不到的史料，更重要的是，它对之后的史官创作、中国的历史编撰、文献学的发展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内容简介

《资治通鉴》所记历史有限，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迄后周显德六年（959年），前后共1362年。全书按朝代分为十六纪，即《周纪》五卷、《秦纪》三卷、《汉纪》六十卷、《魏纪》十卷、《晋纪》四十卷、《宋纪》十六卷、《齐纪》十卷、《梁纪》二十二卷、《陈纪》十卷、《隋纪》八卷、《唐纪》八十一卷、《后梁纪》六卷、《后唐纪》八卷、《后晋纪》六卷、《后汉纪》四卷、《后周纪》五卷。

《资治通鉴》的内容以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为主，兼及经济、文化和历史人物评价，目的是通过对事关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统治阶级政策的描述警示后人。

《资治通鉴》这书名的由来，就是宋神宗认为该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而钦赐此名的。由此可见，《资治通鉴》的得名，既是史家治史以资政自觉意识增强的表现，也是帝王利用史学为政治服务自觉意识增强的表现。

《资治通鉴》是一部编年体的通史（《史记》为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春秋》为现存最早编年体史书），按时间先后叙次史事，往往用追叙和终言的手法，说明史事的前因后果，容易使人得到系统而明晰的印象。它的内容以政治、军事的史实为主，借以展示历代君臣治乱、成败、安危之迹，作为历史的借鉴。叙述了各族人民的生活与斗争。

编修背景

编辑过程

司马光（1019一1086年）生于河南光山，自幼早慧，7岁闻讲《春秋》三传中的《左传》而能了其大义，15岁于书无所不通。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年20岁中进士甲科，以奉礼郎相继任华州判官、苏州判官事，宝元二年（1039年）到庆历元年（1041年），双亲相继去世，连续服丧五年，不任官职，潜心读书，撰写了多篇史论文章，如《十哲论》《四豪论》和《贾生论》。庆历四年（1044年），服丧期满，恢复官职，时年26岁，接下来的两年多时间里，先后担任了地方的佐官和县令。 

从庆历三年（1043年）开始，范仲淹、富弼、韩琦等人主持了「庆历新政」，任职于地方的司马光在这一时期大量阅读经史，并撰写了《机权论》《才德论》《廉颇论》《河间献王赞》等十几篇史论。其中有一些史论和政论文章，后来经过修改被用到了《资治通鉴》的评论「臣光曰」之中，《才德论》即是一例。

庆历六年（1046年），司马光奉调进京，一直到宋仁宗的末年，十多年间担任的职务主要集中在文化学术岗位上，如任兼国子监直讲、馆阁校勘、史馆检讨、集贤殿校书、直秘阁等。这些职位的历练，对司马光的学术积累起到了重要作用。

嘉祐六年（1061年）司马光迁起居舍人，同知谏院，开始了其谏官生涯。在谏官的位置上，司马光再次提出立储问题，并积极争取宰相的支持。这个建议起到了关键作用，宋仁宗将侄儿宗实立为皇子，即后来的宋英宗（即位后改名赵曙）。皇位继承问题因此得以解决。后来欧阳修在给宋神宗推荐司马光的札子中，还特别提及此事，说司马光「于国有功为不浅矣，可谓社稷之臣也」。

治平二年（1065年），宋英宗任命司马光为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为皇帝讲读经史。这是一个接近皇帝的要职，对中枢决策能够发挥重大影响。而司马光考虑通过历史来影响皇帝的方式参与到最高层政治之中。

司马光还在宋仁宗时期就计划写一部编年体的通史，对于这样一部史书的编撰做了大量准备。他乘机将一部八卷本《通志》进呈与宋英宗，此书记事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讫秦二世三年（前207年），就是后来成书的《资治通鉴》的前八卷。

这部书引起了宋英宗的重视。次年四月，宋英宗下令在崇文院设立书局，由司马光自行选择协修人员，编辑一部《历代君臣事迹》。司马光时年48岁。

宋英宗为司马光置局修书的决定，是在司马光担任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为皇帝讲读经史的背景下做出的。无论对于英宗还是对于司马光来说，编修此书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给皇帝提供一部可供省览的历史教科书。由于皇帝的支持，克服了「私家力薄，无由可成」的困难，司马光开始专心修书。

治平四年（1067年）正月，司马光接受任务还不到一年，宋英宗去世。继位的宋神宗对司马光更加重视，任命他为翰林学士。当年十月，司马光为宋神宗进读《通志》，神宗觉得此书非常重要，「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为其赐名《资治通鉴》，并亲自作序，当面赐给司马光，令其「候书成后写入」。 

宋神宗将自己做颖王时王府的藏书全部赐予司马光，供其参考。他对司马光讲史非常着迷，曾当面说过，「闻卿进读，终日忘倦。」在这篇预先作好的所谓「御制序」中，神宗对司马光所著书的评价很高，寄托的期望也非常高。他说：

其所载明君、良臣，切摩治道，议论之精语，德刑之善制，天人相与之际，休咎庶证之原，威福盛衰之本，规模利害之效，良将之方略，循吏之条敬，断之以邪正，要之于治忽，辞令渊厚之体，箴谏深切之义，良谓备焉。 

关于这篇《御制序》，后来编写完成进呈上去的时候，宋神宗有所补充：

凡十六代，勒成二百九十四卷，列于户牖之间而尽古今之统，博而得其要，简而周于事，是亦典刑之总会，册牍之渊林矣。

二百九十四卷是书成之后的总卷数，治平四年（1067年）的时候应该还只有前八卷。

熙宁元年（1068年）四月，同为翰林学士的王安石受到宋神宗的重视，次年就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副宰相），主持变法。司马光则坚决反对变法，认为，新法必定生事扰民。熙宁三年(1070年)，王安石一度请求辞去相位，宋神宗则希望司马光担任枢密副使，司马光六上札子，坚决推辞。他说：

上诚能罢制置条例司，追还提举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虽不用臣，臣受赐多矣。不然，终不敢受命。

神宗派人对他说：「枢密，兵事也，官各有职，不当以他事为词。」但是，司马光始终没有接受。

随着王安石主持变法的继续，司马光无法在朝中久任，从翰林学士出为知永兴军（治今西安市）。他要求以书局自随，继续编书。

熙宁四年（1071年），司马光干脆辞去地方长官，改任判西京留司御史台这样一个冗散之职，淡出官场，不言世务，在洛阳专心编撰《资治通鉴》。元丰五年（1082年），司马光又接受了一个新的任命，担任「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是一个只领俸禄而没有实际职掌的差遣。元丰七年（1084年），司马光完成了《资治通鉴》的编撰，上表进呈于宋神宗。从治平三年（1066年）设局修书开始，至此已经过去了19年，司马光从48岁离开京师也已经15年，时年63岁。 

编辑动机

《资治通鉴》是在北宋错综复杂政治背景下奉敕编撰完成的史书。虽然司马光因为反对王安石变法而求居闲职专意编书，书中也有不少内容和议论有着针对王安石及其新法的用意，但不能因此认为此书是政治斗争的产物或结晶。司马光编撰此书，是为了给宋神宗提供历史借鉴，而不是专门为了打击王安石的。其「收功愈远而为利愈大」的人生追求，在这部史学巨著中无疑得到了很好的实现。

作品鉴赏

正统观念

在司马光的正统观中，最有特色的是其「相对正统」的观念。所谓「相对正统」，是指在分裂时期，没有任何一个王朝完全正统或完全不正统，每一个王朝的「正统」都是相对于其他王朝而言的。如曹魏相对吴蜀为正统，而蜀又相对吴为正统，吴也并非完全不正统。

相对正统观最突出的反映在南北朝时期。在司马光之前，绝大多数史家不是「正」北「僭」南，就是「正」南「僭」北，所谓「南谓北为索虏，北谓南为岛夷」，司马光认为「皆私己之偏辞，非大公之通论。」，于是认为南北朝均为正统。虽然相对而言，北朝比南朝的正统性稍低，但依然被认为是正统政权。

在一部编年体史书中，同一个时期能够有两个「正统」王朝的存在，其创举在于认为正统不是一个绝对的概念，而是相对于同时存在的其他王朝而言的，这是司马光相对正统观的核心。在同一个历史时期，既可以有两个都比较正统的王朝同时存在，也可以出现某一王朝相对另一王朝不正统，而相对其他王朝更为正统的情况，这都可以视为这一相对正统观的具体表现形式。 

司马光正统观念最关键的一点是只要没有实现大一统，任何一个王朝都不是绝对「正统」，其「正统」性都是相对于其他王朝而言的，或者说，在割据政权当中，不存在完全「正统」的王朝。不需要与其他王朝「比长挈大」的完全「正统」的王朝，只有已经实现了大一统的王朝。所谓「自古天下无道，诸侯力争，或旷世无王者，固亦多矣」。这「旷世无王者」意思就是非大一统时期常常就没有一个真正「正统」的政权。

关于司马光为何在三国时期认为曹魏相对正统，坚决反对刘恕的「帝蜀」说，理由不是其常常标举的「夫统者，合于一之谓也」，而是「昭烈之汉，虽云中山靖王之后，而族属疏远，不能纪其世数名位」，并与「南唐烈祖称吴王恪后，是非难辨」联系起来，其「不帝蜀」的用心，昭然若揭。 

李昪建立南唐，自称唐后，承唐「正统」，实力强大，窥同中原，后虽渐趋衰弱，但北宋进行统一战争时，其抵抗在南方诸国中仍最为顽强。因此，北宋对南唐一直有所忌惮。南唐立国江南，本非唐朝后裔却以此自居，与中原王朝对峙数十年；蜀汉建国川蜀，自称汉室正统并宣称绍汉，与曹魏血战将近半世纪，二者的相似引人联想。为不予南唐正统，「不帝蜀」确有必要，这在黄初二年「臣光曰」和《答郭纯长官书》中都有明显表露： 

蜀先主自言中山靖王之后，而不能举其世系。后唐出于沙陀，姓朱邪氏，唐赐之姓。李昪起于厮役，莫知其姓…及称帝，慕唐之盛，始自言姓李。初欲祖吴王恪，嫌其诛死，又欲祖郑王元懿，命有司检讨二王苗裔，有司请为恪十世孙。昪曰「历十九帝，十世何以尽之？」有司请以三十年为一世，议后始定。

对此，司马光问道「今三家皆谓之余，可乎？」在对南唐「唐室后裔」的身份极尽讽的同时，将其与刘备联系起来，充分表明了司马光不以蜀汉为正统，是为了不「正」南唐。

东晋与十六国的正统之辨可在论正统的「臣光曰」中找到答案「周、秦、汉、晋、隋、唐，皆尝混一九州，传祚于后，子孙虽微弱播迁，犹承祖宗之业，有绍复之望，四方与之争衡者，皆其故臣也，故全用天子之制以临之。」东晋作为西晋的「子孙」，是西晋的合法继承者，正统性与西晋相同。十六国统治者皆为「故臣」，东晋君主可以「全用天子之制以临之」，在相对正统观的影响下，正统性自然很低。作为宋朝人，以五代为正统自然不难理解，但司马光并未完全否定十国的正统性，实属难能可贵。 

司马光的正统观是相对正统观，如果南朝的正统是相对于北朝而言，那北朝就必须是相对意义上的僭伪，其君主再无称「帝」资格，遑论举兵征「伐」南朝。可事实并非如此，南朝虽然比北朝更为「正统」，但北朝也具有较高的正统性：可以君主称「帝」，出兵称「伐」。同一时期出现两个较为「正统」的政权，是司马光历史观的特色之处。 

司马光判断一个王朝是否正统，不讲「华夷之辨」，完全不考虑该王朝是否为汉族王朝。在南北朝时期，司马光不会因为北朝乃少数民族所建，就降低乃至否定其正统性，不过，依照王朝的承传顺序同时为了更好地保持纪年连续性，司马光选用了南朝纪年，这就势必要在正统性上对南北朝加以区别，因此才会出现这种情况。这既反映了司马光历史编纂的灵活性，也说明他的正统观充分考虑了时势的要求。

司马光的正统观也有保守的成分：基于传统的道德观念，他认为秦、晋、隋不是完全正统的王朝，不赞成「秦得天下，无异禹、汤」的说法。然而实际修史过程中，司马光最终只「降低」了秦和两晋的正统性，而视统一之后的隋朝为完全正统。这可能是考虑到隋一唐一五代一宋的承袭关系，避免有损于宋朝的合法性。 

编辑方法

司马光生活的北宋，《二十四史》中的十七史已经修成。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时，在整合史料的基础上开创性地将纪传体史书中的史料按照时间顺序形成编年体通史，使历史事件和时间有机结合在一起，改变了纪传体体例的一些弊端，使人清晰地看到某一时间的具体历史事件，便于对历史形势做整体考察。

为了便于叙述，减少因编年纪事同一事件分散记载的缺点，《通鉴》记人记事也采用了一些新方法。譬如，一个人物首次出现，多冠其祖籍，或插叙世系。叙事先提其纲，然后再谈细节；长篇叙事必追溯由来，其次再及本事，等等。

书法义例

司马光虽然宣称「非若《春秋》立褒贬之法」，但实则并不排斥「《春秋》笔法」。《资治通鉴》虽非一手文献，所载史事皆来源于前代史书，然而将其记载与其史源进行对比即可发现，虽然有一些「帝」「主」「崩」「伐」承自前人，但也有很多改动，《通鉴》在君主生称、君主死称和战争书写三个方面，都有着特定的「书法义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