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稿》是北洋政府时期，经袁世凯批准，由赵尔巽为总担纲编纂的一部大型清朝历史史籍。

《清史稿》是中华民国初年由北洋政府设馆编修，记载清朝历史的纪传体历史著作。全书共有五百三十六卷，其中本纪二十五卷，志一百四十二卷，表五十三卷，列传三百一十六卷，以纪传为中心。

全书包括整个清王朝的重要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上起1616年清太祖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建国称汗，下至1912年清朝灭亡，共二百九十六年的历史。

内容简介

《清史稿》接续了二十四史的纪传体正史体裁，分本纪、志、表和列传4个部分，把清朝统治296年间的重要历史人物、重大历史事件、典章制度囊括其中，但在体例上有一些变化，体现出清朝所经历的“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例如本纪部分，最后一个本纪名为《宣统皇帝本纪》，不符合以皇帝庙号命名的常规，因为末代皇帝溥仪逊位后仍然在世，没有庙号，于是以年号“宣统”命名本纪；志的部分，新创《交通志》《邦交志》。《交通志》包括铁路、轮船、电报、邮政各章节，《邦交志》包括与俄、英、法、美、德、日等国的外交事务，这些都是前所未有而在清末政治中举足轻重的主题。

《清史稿》为清史研究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史料。但其在政治观点、体裁体例、史实内容等方面，也存在诸多问题和舛错。认真研究总结《清史稿》纂修始末及其经验教训，对国家清史纂修工程，不无裨益和借鉴。

作者简介

赵尔巽（1844年7月8日 —1927年9月3日），字公让，号次珊 ，别号无补 ，清末汉军正蓝旗人，奉天铁岭（今辽宁铁岭市）人，一说山东莱州人，祖籍山东蓬莱，清末民初政治家、改革家。

赵尔巽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进士及第，授翰林院编修。历任安徽、陕西各省按察使，又任甘肃、新疆、山西布政使，后任湖南巡抚、民部尚书、盛京将军、江西总督、四川总督等职。宣统三年（1911年）任东三省总督。武昌起义后在奉天（今辽宁）成立保安会，阻扰辛亥革命。民国成立，任奉天都督，不久辞职。民国三年（1914年），任清史馆总裁，主编《清史稿》。袁世凯称帝时，被尊为“嵩山四友”之一。民国十四年（1925年），段祺瑞执政期间，任善后会议议长、临时参议院议长。时人尊其为“次帅”“赵次帅”“赵制军”。民国十六年（1927年）卒，享年83岁。

创作背景

时代背景

历代开国帝王，在新朝初定之时，多有召集文士，纂修前代史的传统，如唐修《晋书》《隋书》，宋修《唐史》等。官修正史，一以标榜“偃武修文，由乱入治”，一以表示“得国之正，创业之伟”，盖以永垂于后世。*袁世凯任职民国大总统后，实以“太祖高皇帝”自居，“欲以文事饰治”，*设“国史”与“清史”二馆，“图网罗满清遗老，为袁家‘新朝’装点太平”，“世凯之设馆修史，本含有藉是延揽胜朝遗老山林隐逸之用意，犹之清初修明史故智”。

1914年元月，国务院向袁世凯呈请设清史馆：“惟是先朝纪载，尚付阙如，后世追思，无从观感。及兹典籍具在，文献未湮，尤宜广召耆儒，宏开史馆，萃一代人文之美，为千秋信史之征”，“将奚以窥前代之盛，备后世考镜之资”。3月9日，袁世凯以大总统令的形式，批准了国务院的呈请，“查往代述作，咸着史篇，盖将以识兴革之所由，资发鉴于来叶，意至善也。维大清开国以来，文物典章，粲然具备，远则开疆拓土，有关历史之光荣；近则革故鼎新，尤系贞元之绝续。迨共和宣布，让德昭垂，我中华民国特颁优待条文，允彰崇德报功之典。特是纪载尚阙，观感无资，及兹文献未湮，征求宜亟，应即准如所请，设置清史馆，延聘通儒，分任编纂，踵二十四史沿袭之旧例，成二百余年传信之专书，用以昭示来兹，导扬盛美，本大总统有厚望焉”。 至此，设立清史馆正式被提上日程。

编辑立场

《清史稿》虽编成于辛亥革命以后，而编者却基本上还是站在清王朝的立场来写清史的。由于成于众手，彼此照应不够，完稿后又未经仔细核改，刊行时校对也不认真，是以体例不一，繁简失当，以至年月、事实、人名、地名的错误往往可见。对于编纂上的这些问题，编者也是有所了解的，因此《发刊缀言》中指出，此书仅仅是“作为史稿披露”，「乃大辂椎轮之先导，并非视为成书也」。

此书的刊印，是由袁金铠主持，金梁经办，于一九二八年出书，共印一千一百部。其中四百部由金梁运往东北发行，这批书我们称为「关外一次本」。后来清史馆的人发现金梁对原稿私自做了改动，他们不同意金梁的增删，于是把北京的存书又做了一些抽换，这批书通称「关内本」。以后东北又印过一次，内容也有所改动，我们称为「关外二次本」。这三种版本的异同，主要表现在：一、全篇的增删。关内本删去关外一次本原有的张勋传、张彪附传，康有为传，以及金梁所写的校刻记。关外二次本只删去关外一次本的张彪附传，抽掉公主表序和时宪志中的八缐对数表，增加了陈黉举、朱筠、翁方纲三传。

编辑过程

民国三年（1914年），经民国国务院呈文，大总统袁世凯设清史馆，以赵尔巽为馆长，缪荃孙、柯劭忞等人为总纂，总领清史修撰工作，参与者先后有一百余人，没有固定编制，人员由馆长聘用。如赵尔巽曾亲自拜访夏孙桐，请其出面任总纂。

清史馆内设有“功课簿”，记载馆员分工事宜，如柯劭忞撰《天文志》、《时宪志》。缪荃孙撰《儒林传》、《文苑传》、《土司传》。吴廷燮撰高宗、仁宗、宣宗、文宗、穆宗五朝《本纪》、《大臣年表》。吴士鉴撰《地理志》贵州、新疆各一卷、《宗室世系表》、《公主表》、《皇子世表》及《艺文志》初稿。章钰撰《忠义传》、《艺文志》定稿。金兆蕃撰太祖、太宗、顺治三朝列传及《列女传》。秦树声撰《地理志》直隶卷，王大钧撰嘉庆朝列传。夏孙桐撰嘉庆、道光朝列传及《循吏传》、《艺术传》。田应璜撰《地理志》山西一卷。罗惇曧撰《交通志》，戴锡章撰《邦交志》。唐邦治撰《军机大臣年表》。王树楠撰咸丰、同治朝大臣传。叶尔恺撰《宗教志》，其中喇嘛教、基督教、回教各一卷。张采田撰《地理志》江苏卷、《刑法志》、《乐志》、《后妃传》。吴怀清撰《地理志》陕西一卷、《食货志》征榷卷。张书云撰《礼志》，补辑《舆服志》、《选举志》。俞陛云撰《兵志》与部分列传。马其昶撰光宣朝臣工列传，修正《文苑传》。蓝钰撰《地理志》云南一卷。朱师辙有言：“列传撰人甚多，在馆诸人，几人人皆有。以余论，虽以咸同列传为主，而康乾以来各朝，皆曾补撰。盖每朝皆出于众手，惟每朝有主体撰人；又重修整时，归何人为主，则其负责为多。”

撰稿期间，往往须请人抄稿，“第一次抄稿，由各人自觅书手缮写，按千字小洋一角，由馆计算”。1920年编成初稿，1926年修订一次，到1927年大致完稿。

《清史稿》自1914年设立清史馆起，编修工作历时十四年，先后参加编写的有柯劭忞等一百多人。1927年，主编赵尔巽见全稿已初步成形，遂决定以《清史稿》之名将各卷刊印出版，以示其为未定本。赵尔巽在《发刊缀言》中指出，本书是“作为史稿披露”的“急就之章”，并非视为成书“。

作品鉴赏

编辑体例

《清史稿》编写的体例大致取法《明史》，但又有所创新。如本纪部分不仅逐年记载了皇帝的军国大事，而且在前代逊君还健在、无谥可称时，创了“宣统纪”的新格局；各志、表中除记录天文、地理、礼乐、选举、艺文、食货及皇子、公主、外戚、封臣等各方面活动外，新修的交通志、邦交志及表中的军机大臣、理藩院，都是前史所未有的。列传中创立了畴人、藩部、属国三传，反映了清代社会的新发展。另外，对于反清斗争的重要人物如张煌言、郑成功、李定国、洪秀全等，《清史稿》也都列了传。这些都是值得称赞的。

不当思想

但是，由于参加修史的人多是清朝的遗臣，因此书中贯穿着反对民主革命，颂扬清朝正统的思想。例如诬蔑明末农民起义军为“土贼”，称太平军为“粤匪”，视辛亥革命为“倡乱”。对此，连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人员都极为不满。1929年12月14日，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列举了十九条理由，呈请政府下令禁止《清史稿》发行，其中有；反革命、蔑视先烈、称扬诸遗老、鼓励复辟、反对汉族、为清朝讳等内容。

不足之处

同时，由于《清史稿》是众人编纂而成，编写时彼此缺少照应，更因时局动荡，仓促成书，未经主编总阅审定便“随修随刻，不复有整理之暇”，过于粗陋。因此，体例不一，繁简失当，史实之中也有不少错误。其实，这与赵尔巽的主导思想有关。因为他把此书看做是“急就之章”，“并非视为成书”，只是想以此作为“大辂椎轮之先导”，对于书中所有疏略纰缪处，“敬乞海内诸君子切实纠正，以匡不逮，用为后来修正之根据。”显然，按其本意。《清史稿》只是类似现代的一部征求意见稿。这样，易培基所指责的“体例不合，人名先后不一致，一人两传，目录与书不合，纪表传志互不相合，有日无月，人名错误，泥古不化，简陋，忽略”等谬误也就成了先天性的问题。至于遗漏、颠倒、文理不通等现象更属意料中事。

价值影响

尽管此书存在错误和缺点，它根据的大部分材料如清实录、清代的国史列传、清会典和一些档案等，今天也可以见到，但编者把大量的资料汇集起来，初步作了整理，这就使读者能够得到比较详细系统的有关清代史事的素材。而且有些志和清末人物的列传，并非取材于常见的史料，当另有所本。因此，这部书仍有它的参考价值。